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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至少从体育条款和受教育权条款的区别看，学生针对体育设施请求权的主张还不能扩展到一般的群众，但是通过对这两个条款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后发现，赋予体育作为基本权的属性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因为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都有针对体育设施的需求。

除了对议会主权的规范性证成之外，戴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非常清晰而坚决地阐释了英国宪法中法治原则的精义。边沁首先为读者展示了1870年代的整体知识氛围，即道德界的理论思考与改进落后于自然界日新月异的进展，并提出从方法和精确性上对作为道德界元伦理的功利主义原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20】——进行发展的必要性。

看一下《英国宪法》的目录就可以大致了解白芝浩对宪法的特定理解。【33】在此批评基础上，白芝浩提出了自己的尊严—效率二重结构：宪法的尊严部分（the dignified part），其功能在于激发和保留人们的崇敬之心。在19世纪，英国议会主权的旗帜传递到了白芝浩和戴雪手中，并由戴雪最终完成了对英国不成文宪法的学术意义上的法典化（codification）。英国宪法中议会主权的学术传统与功能主义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理论关联。根据汤姆金斯的归纳，坚持法律宪政主义的代表性学者包括阿兰（TRS Allan）、杰弗里·乔韦尔（Jeffery Jowell）、 唐·奥利弗（Dawn Oliver）以及作为上诉法院法官的约翰·劳斯（John Laws），在部分意义上还包括保罗·克雷格（Paul Craig）。

【22】[英]边沁著：《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5页。    【39】龚祥瑞：《宪法与法律——读戴雪〈英宪之法的研究导论〉》，《比较法研究》1995年第3期，第312页。事实上，体现现代政治文明的宪政制度，很大程度上就起源于对政府征税权的限制。

议会担心国王借战争的机会扩大自己的权力，建立一支常备军或者职业军队，而这很可能使国王推行绝对主义统治。将绕过议会征税的行为定为非法，事实上关闭了国王不经议会同意而征税的大门。这种表面上看起来颇有吸引力的国家，事实上面临着潜在的深刻危机。当然，即便如此，国王的收入也常常不够开支，不得不征收赋税，甚至包括直接税。

但是，那时的代议不意味着由被代表者选举产生代表，相反，代表或者由官员选择，或者通过抽签决定。他强调，每个人应纳的税必须是确定的，不得任意变更。

注50 征税的原则，应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所必需的开支为限，主要是应以保护个人的消极自由和权利所必需的开支为限。人们对自由和权利的理解充满了歧义。在这种专制政体下，掌权者统治其臣民就像主人统治其奴隶一样，成为其人身和财产的主人。随着对个人动产征税的扩张，税收离不开代议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

前者相当于普通法律，而后者则相当于根本法——宪法。注14福蒂斯丘将政治共同体比作人体，国王就相当于人体的头部，法律相当于人体的肌肉，正像人体的头部不能改变其肌肉一样，国王也不能改变法律。1213年，在圣奥尔本斯召开了针对税收的诉苦大会，不仅贵族和主教参加了集会，而且一群代表们也参加了，这些代表来自王室领地，每个城镇包括四个人和一位行政长官。即便是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也不能随意攫取或者占有人们的财产，事实上，常设议会的议员们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迥然不同，因而总是致力于攫取民众的财产，以增加自己的财富和权力;这样的话，纵然有良好公正的法律设定议员与民众的财产边界，民众的财产依然无法得到保护。

前者意味着国王根据他自己制定的法律进行统治，不经民众的同意就擅自课征赋税;后者意味着国王只能根据民众同意的法律进行统治，未经民众同意不得擅自课征赋税。并且，对于重要事项的制度安排有制约对于次要事项的制度安排的作用。

不停地从纳税人那里攫取财富，将使他们失去创造和生产的兴趣。但是，在亨利二世时代，从对土地征税扩展到对动产征税导致了一个新组织和一种新思想的产生。

从这个意义上讲，税收法定主义应当受制于税收宪政主义。  三、从税收法定主义到税收宪政主义 17、18世纪之后，代议制政体在许多西方国家确立。实际上，市民们将城市的税收承包了，只需将一定的税额交给税务署。即便如此，也许仍有人觉得这个原则过于模糊，因为这里所说的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究竟指的是哪些自由和权利，保护不同种类的自由和权利也许需要不同数额的开支。这里，我只想就两种类型的自由和权利进行简单的讨论，即积极自由(权利)与消极自由(权利)，因为这种划分在当今的理论界影响颇大。一方面，它们规定了限制权力和分权制衡的基本原则，保障了城市的司法自治以及审判程序的理性化;另一方面，它们规定了市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人身自由、持枪权以及选举权等。

就这样，在议会里的对征税的形式同意(formalconsent)转化成了在郡县和自治市的事实同意(actualconsent)。注27自1295年的模范议会起，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代表成为常态。

注48后来，美国的司法审查传统将用根本法限制普通法律的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就是说，对于征税权的制约，需要超越税收法定主义，走向税收宪政主义。

该文件被认为是陪审制、法律正当程序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制度和原则的起源，对于限制王权和建立有限君主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难怪熊彼特警告说：税收国家决不能从人们那里攫取太多，致使他们对生产失去经济上的兴趣，或者无论如何不再全力以赴投入生产。

但问题是，衡量税率的高低和税负的轻重是否存在一个客观的标准?也就是说，究竟税率多高(低)或者税负多重(轻)才算是合理的呢?或者说，到底政府征收多少税才是合理的呢?如果存在一个合理标准的话，那么这个标准是如何确定的呢?如果不存在这样的标准，讨论税率的高低或者税负的轻重是否有意义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明确征税的目的是什么。近代以降，随着博丹、霍布斯等人对主权理论的阐发，以及英国议会政体的发展，许多人认为代议制政体的核心是议会，甚至认为议会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者;这样，议会拥有至高无上和不受限制的权力，包括对于征税的权力。连同这种权利，市民们还获得了不少的特权，包括嫁娶女儿的自由、子女继承权、遗嘱处置财产权等。当国王急需钱的时候，他只能召集市民代表与教士、贵族一起参加议会，以获得经济援助。

注32到15世纪，平民院(theCommons)与贵族院(theLords)在议会里平起平坐，立法和征税必须获得每一个院的同意。在1689年的《权利法案》中，明确限制了国王的征税特权。

法官参与解决征税权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5世纪时，英格兰的法官们就已裁决过议会的法律是否可以废除国王免税的特许状。歧视性的税收甚至比过重但平等的税收更糟糕，因为它令受歧视的纳税人时刻感受到不公正，严重削弱他们的创造精神，并对整个税收制度失去信心。

注13这里所说的政治(policia)含有众多(poles)和智慧(ycos)之意，那么政治政体(politicalgovernment)就意味着由众多人的智慧和协商来治理的政体。注12 15世纪的英格兰法学家约翰·福蒂斯丘爵士(SirJohnFortescue)曾经秉承托马斯·阿奎那的传统区分过两种政体：一种是王治政体(dominiumregale)，另一种是政治与国王共治政体(dominiumpoliticumetregale)。

正如法律不得违反宪法一样，征税的一般规则不得违反征税的根本规则。这样，征税与代议就结合在了一起——个人的财产由其邻居估价，这些邻居们组成的评判团代表其堂区(parish)，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他本人。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如何制约其代表的行为呢? 一个可以想见的方案是，纳税人仅让其代表就征税的一些事项，尤其是那些相对次要的事项，做出决定，而对于另外一些事项——尤其是那些相对重要的事项的决定权保留在自己手里。也就是说，纳税人的代表同意的征税决策，纳税人不一定同意。

注45也就是说，税收既可能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保护，也可能摧毁权利和自由，即便是征税权掌握在代议机关手里。比如，在战争时期，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所需要的开支可能远远大于在和平时期的开支。

相应地，开出的药方便是降低税率，取消某些种类的税收，对某些人群退税或者减免税，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等。就这样，这些城市被称为自由市(freeburgh)，而市民也被称为自由民(freeburghers)或者自由商人(freetraders)了。

要想使宪法上对征税权的限制产生实效，应当赋予法院解释宪法的权力，让法院判断征税权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即进行违宪审查。税收的不确定性招致傲慢无礼的行为以及一群自然不受欢迎的人的腐败，即便他们本质上既非傲慢无礼也非腐败透顶。